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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御制錾胎珐琅八吉祥纹展翼法螺

清乾隆 御制錾胎珐琅八吉祥纹展翼法螺

成交价
暂无
估价
¥9,200,000 -13,000,000元 币种:
用户关注: 514次
其他信息

编号:暂无

作者:

年代:暂无

尺寸:长21.6厘米

分类:

材质:

拍卖公司: 中国嘉德

拍卖会: 2012秋季拍卖会

专场名称: 元雨轩藏珍

拍卖日期:201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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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介绍

  款识:“乾隆御制”四字楷书款,乾隆本朝
  著录:ACollectingOdyssey:Indian,Himalayan,andSoutheastAsianArt,P235,P344,1997年第一版。
  描述:来源:1、清宫旧藏
  2、欧美西藏文物大藏家詹姆士W.阿尔斯多夫伉俪旧藏
  詹姆士W.阿尔斯多夫伉俪:
  詹姆士W.阿尔斯多夫先生出身于美国芝加哥地区的大商贾家庭。詹姆士和玛丽莲夫妇于1952年开始进行艺术品收藏,夫妇二人特别是对亚洲、中国西藏题材的艺术品情有独钟,并且许多艺术品均来源于著名华人古董商C.T.Loo(卢芹斋)之手。1975年至1978年,詹姆士W.阿尔斯多夫先生任芝加哥博物馆董事会主席期间,亦向该馆捐献了许多珍贵的亚洲古董艺术珍品。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任命詹姆士W.阿尔斯多夫为美国国家新闻署下的资产管理事务委员会成员,并于1986年获得再续任。由于他们对亚洲,特别是西藏-东南亚地区佛教题材收藏品的收藏极丰,以致后来著名的印度裔学者PratapadityaPal在1997年为夫妇二人的博物馆级藏品出版了名为“收藏之旅---詹姆士W.阿尔斯多夫夫妇的印度、喜玛拉雅和东南亚艺术收藏一书。此件藏品即收录其中。
  法螺,亦称海螺,为藏传佛教常用法器之一。此件法螺洁白细腻,器表光素,仅于上、下部分刻有弦纹,口部及法螺一侧分别采用鎏金錾刻纹饰的技法镶嵌吹口及护板。工艺考究,先采用錾刻技法制成缠枝花卉及八吉祥纹,再向内填以蓝色珐琅料,纹饰雕琢精美,填饰彩釉一丝不苟,整器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于翼内侧刻有“乾隆御制”四字楷书竖款,以表其宫廷制作之身份。原配五色彩绣佛教意义中象征圆满的莲花流苏。
  白色海螺法器在远古时期就作为能量、权威和君权的象征,它的响声在古代史诗中能驱逐恶灵、转移自然灾害和吓走毒害人的万物。法螺亦为法会时吹奏的乐器之一,佛经上讲,释迦牟尼说法时声音洪亮,犹如大螺贝之声响彻四方,使闻声者可以驱魔,灭诸罪障。有清一代,统治阶层对于法螺一直有特殊的喜好,女真(满)族人还在关外时期,即从蒙古族传入法螺的使用,当时为一种军令工具,以号令和鼓舞士兵冲锋,并在心理上给交战敌方造成威慑。定鼎中原后,海螺主要作为军队操演和皇帝大阅的军阅器,乾隆二十四年(1759)修成的《皇朝礼器图式》中称海螺为“海蠡”。入关后清帝对于海螺的喜爱并未消减,更主要的是与宗教相连,清帝一方面是藏传佛教忠诚的皈依信徒,另一方面利用宗教信仰来统治和安定国之疆土。
  清朝皇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久远而深厚,乾隆九年(1744)将雍正皇帝即位前的住所——雍亲王府改建为雍和宫喇嘛庙,直属中央政府管辖,成为接纳蒙藏地区上层喇嘛、王公贵族弘扬佛法的宗教中心。乾隆皇帝是清朝最信奉藏传佛教的皇帝,他以章嘉·若必多吉为国师,听受佛法,接受灌顶。西藏僧俗首领及蒙古王公称清朝皇帝为“满珠习礼大皇帝”,在蒙、藏文奏折中“满珠”译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或“文殊菩萨”。皇帝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是人间帝王也神佛世界的主宰。乾隆皇帝多次命令宫中西洋传教士与汉藏画师合作,依照唐卡的样式为自己绘制佛装像,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皇帝普宁寺佛装像(参阅图)。由于乾隆皇帝的宗教信仰,在位时与西藏僧侣来往密切,因此制作宫廷佛教瓷器、法器等物是为必然,或为宫廷佛堂之用,亦或赏赐藏蒙地区僧侣。此件法螺即为一件宫廷御用之器。
  清高宗曾撰《法螺赞》,认为这种“梵天之器”是“以演大乘,溥皈佛旨”。海螺为佛教八宝之一,紫禁城内或各地行宫的佛堂皆需陈设,从北京故宫梵宗楼内景(参阅图)中可见,佛前供案上正中除七珍、八宝、法轮等供器外,正中陈设一件白色法螺。除此,从上述唐卡画作中亦可看出在皇帝前珍异珠宝的正中摆放了一个白色法螺。由此可见,法螺在宫廷众多宫廷佛教用器之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乾隆一朝,堪称清朝盛世,各类宫廷御用品的制作可达登峰造极之势。同样,法螺的制作,无论在材质的使用和工艺的精美程度也均达到了极致,如本品即为其中之一。查阅资料可知,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清乾隆番莲纹白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镶翅法螺、西藏博物馆藏清铜八卦祥云纹海螺、布达拉宫藏清乾隆乾隆御制诗海螺等,而此件法螺是迄今所见,仅在市场中藏家收藏的一件“乾隆御制”款法螺,殊为难得。
  更为难得的是,此件法螺递藏有序,曾为北美西藏文物大藏家詹姆士W.阿尔斯多夫伉俪旧藏,并出版于ACollectingOdyssey:Indian,Himalayan,andSoutheastAsianArt一书,同时,此件法螺曾作为展品供美国芝加哥博物馆展出15年。
  雨大法雨吹大法螺
  —清乾隆款镶翅八宝纹左旋法螺
  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
  今年8月下旬,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同仁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件欧洲回流的佛教重器请我帮忙看看。约定时间后,我去到嘉德拍卖公司总部,工作人员搬出了这件法螺,并拿出一摞与之相关的图像及文字资料。我仔细观看后,确定它是一件清乾隆款镶翅八宝纹左旋法螺,不仅做工精致,年代真实可靠,而且出自北美著名藏家之手,流传有绪;特别是在十多年的国内外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如此高规格的法螺极为稀少,今后恐怕也不会有第二例现身。惊喜之余,特属此小文,以供广大艺术品收藏及爱好者参考。
  一、法螺的来源、象征意义及功用
  法螺,为梵语dharma-sankha的意译,音译商佉,又有珂贝、法赢、宝螺、金刚螺、蠡、蠡贝、螺贝等名。为藏传佛教常用法器,属其中的礼赞类。自古以来佛教习惯将其音乐统称为“梵贝”,如清代诗人田雯《病愈早起成诗》即有“凭几理素琴,焚香诵梵贝”的名句,此名中就有一个与海螺相关的“贝”字,而一种解释认为梵贝就是法螺。这一情形充分说明法螺在佛教音乐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法螺一般用海螺制成。其尾部有螺纹,代表佛陀的三条颈纹,亦代表佛语;螺纹有左旋和右旋之分,若为逆时针方向旋转螺纹,称右旋螺,反之即为左旋螺。按科学说法,海螺的螺纹方向与海水波浪、阳光等有关,并非自然生成。在大多数情况下,左旋海螺较多,右旋者极少,因此佛教赋予了右旋螺特别殊胜的意义,认为是吉祥圆满的象征。法螺有装饰和不装饰两种形式。其中,不装饰法螺为海螺的原始形态,一般用于佛前供奉。装饰法螺于螺身多处进行装饰:一处在海螺的尾端,用金、银或铜镶成规则的圆口,以便于吹奏;再一处是螺身,以金、银或铜片进行包裹,金属外表錾刻花纹图案并镶嵌宝石,其中最具代表者为镶翅法螺,即螺身镶嵌的金属片宛如一个硕大而美丽的翅膀;另一处在螺口,亦以金、银或铜片进行包裹,金属外表錾刻花纹图案并镶嵌宝石。装饰法螺一般作为佛教法会中的吹奏法器,起到集合大众,庄严法会气氛的作用。
  海螺的使用起源很早,最初用作古代战场上的军号,后被佛教吸收为法螺。法螺在佛教中也有两千五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据佛典记载,佛祖释迦牟尼佛在成道前的一次潜心修行时,有一外道邪魔前来扰乱,恰在当时帝释天赶到,他吹响手中的法螺,外道闻声顿时落荒而逃。后来,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时,帝释天又向佛祖献上一个白色右旋法螺。今天在藏传佛教寺院壁画和唐卡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手捧法螺的帝释天侍立于佛祖的右下方,标示着法螺与佛教久远的历史渊源。自此以后,法螺在佛教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被赋予了不同的宗教象征意义和功用。
  首先,佛教认为释迦牟尼佛说法声音洪亮,犹如大海之螺声,响彻四方,所以用以象征佛陀说法,所谓“螺贝之声远闻,以喻佛之说法广被大众”。在佛典中常以法螺之音悠扬深远比喻佛陀说法之妙音。如《法华经·序品》中说:“今佛世尊,欲说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击大法鼓。”《无量寿经》卷一也以“扣法鼓,吹法螺”比喻佛陀说法之庄严。《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也记载:“现在十方一切诸佛,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转妙法轮,持照法轮,雨大法雨,击大法鼓,吹大法螺,建大法幢,秉大法炬,为欲利益安乐诸众生故。”基于这一象征意义,所以在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中,许多佛像皆以法螺作为标识,以象征其宣说法音。我们常见带法螺标识的佛像有七俱胝佛母、无量音声佛顶、生念处菩萨、迦楼罗等。如无量音声佛顶像,其左手持莲花,莲花上有螺贝,意在表现佛陀以无量妙音说法,使众生各得开解。
  再者,法螺是佛教法事活动中使用的重要法器之一,有三种不同的功用。一者吹奏,用以集合大众、宣扬法音和礼赞佛陀。如《洛阳伽蓝记》卷五记载,乌长国有早晚吹法螺以礼佛的习俗。而《广清凉传》卷上也记载,五台山大孚灵鹫寺启建法会时,即以法螺、箜篌、瑟琶齐奏。二者为密教灌顶时所用。如《注进醍醐寺三宝院并遍智院道具绘样等三昧耶戒道具事》记载:灌顶所用法螺为白色,长须五寸二分。《略出经》也记载,灌顶时,上师应授以商佉,告言作是,从今以后,汝应转动诸佛之法轮,当吹无上之法螺,遍传大法声於一切处。三者用于佛前供奉,或单独供奉于佛前,或以八吉祥一组的形式供于佛前。今天在藏传佛教中法螺的这几种功能仍在继续沿用。
  其次,法螺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奇功德。因为法螺一吹,诸善神皆至;螺声雄浑,犹如佛法之勇猛无敌,可以降魔伏妖,消除罪障,利益大众。如《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卷一八记载:“若加持螺,诸高处望,大声吹之,四生之众生,闻螺声灭诸重罪,能受身舍己,等生天上。”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也有载:“若为召呼一切诸天神,当用宝螺手。”故而在印度佛教中法螺又称为“圣贝”。
  二、乾隆款镶翅法螺艺术特点与价值
  此次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推出的法螺是一件典型的左旋式法螺,造型规整,大小合宜。法螺尾端以鎏金錾胎珐琅工艺包嵌成一个可以吹奏的圆口,形同喇叭,螺身以同样工艺镶成一个巨大的翅膀。螺尾及螺身的工艺完全一致,地子呈天蓝色,螺尾其上錾刻缠枝莲花图案,而螺身的镶翅外面亦以相同工艺錾刻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鱼、盘肠八种宝物图案,称“佛八宝”,镶翅内面鎏金素面上工整地镌刻着“乾隆御制”四字铭款,明确标示这件法螺为清代乾隆皇帝亲命制作。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御制”款不同于同时期的“大清乾隆年敬造”或“乾隆年制”等年号款,而是乾隆皇帝自署的名号款,如同其书法作品上所署“乾隆御笔”落款一样,而且刻款字体亦为乾隆典型书法风格。另外,法螺的头部还安有一个铜鎏金圆环,其上系有五片丝织绸带,绸带上绣有象征圣洁的莲花图案,绸带下又缀有流苏,这些饰品在工艺上亦展现了清代宫廷艺术鲜明特点。整件法螺造型美观大方,工艺精美绝伦,品质高贵,保存完好,显示了庄严肃穆、灿烂辉煌的清代皇家艺术气象。
  在这件镶翅法螺上,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其镶翅上鎏金装饰的佛教八宝图案,因为这组图案不仅具有极强的审美效果,而且在造型和象征意义上均标显出鲜明的藏传佛教艺术特色。如其中的法轮,原为古印度一种兵器,佛教借以代表佛法,如转轮王之轮,旋转不停,所谓“法轮常转”,即喻示佛法兴盛不衰。法轮呈圆轮形,其上有八根辐条,象征释迦牟尼佛一生弘法的八件大事。宝伞,原为古印度贵族出行时的仪仗器具,后被佛教采用,作为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顶饰,象征遮蔽魔障、守护佛法,护佑众生,有“张驰自如,曲覆众生”之意。盘肠,又称吉祥结,是一种回环的菱形绳索图案,表示佛法回环贯彻、一切通明;又象征佛智圆满。法螺,代表法音,比喻释迦牟尼佛说法声音响亮,如同海螺之音,响彻四方,同时又具有传扬佛法,使闻声者远离恶魔,灭诸罪障等功德。莲花,又称荷花,因其“出五浊世,无所污染”,有香、净、柔软和可爱四德,以喻佛法清净无染。宝瓶,又称罐,以能聚满甘露,故有圆满无漏之德。金鱼,多为双鱼形,以其“翅为绿玉,圆眼放光,柔软无比,撇弃无明,标志智慧”,象征解脱自在,坚固活泼。宝盖,又称华盖、宝幢,原为古印度军队中一种旗帜,后被佛教采用,代表除一切烦恼魔障,得大胜利,究竟解脱。八宝各具吉祥美好的象征意义,使这件镶翅法螺凭添了更加殊胜圆满的意义与功德。
  据初步调查统计,堪与此螺媲美,且与乾隆帝有关的法螺现存于世者还有三件:一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右旋法螺。长10.8厘米。周身无任何装饰。尾端螺纹呈明显的右旋式,甚为稀有。此螺还专门配有一个精致的皮盒,盒盖内面贴裱一方白绫签,上书汉、满、蒙、藏四体文字题记,其中汉文为:“乾隆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呢所进大利益右旋白螺,护佑渡江海平安如愿,诸事顺成,不可思议功德。”由此而知此螺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为乾隆祝寿时所献。再一件为西藏布达拉宫收藏的七佛法螺,是乾隆皇帝赠送七世达赖喇嘛的珍贵礼品。长18.5厘米。口沿镶有金边,金边上錾刻花纹并嵌各色宝石。螺身自上而下分层雕刻莲瓣纹、连珠纹和过去七佛像,雕工精美,布局整齐。螺口内壁刻有乾隆《法螺赞》一首:“洪海之螺,梵天之器。以鸣呗唱,满字半字。释迦拈花,迦叶鼓琴。十方三际,异音同音。置则寂然,奏则亮尔。以演大乘,溥皈佛旨。”另一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西番莲法螺。长12.7厘米。螺身满刻缠枝莲花纹饰,藤蔓相连,疏密有致,精雕细刻,玲珑剔透。螺口内壁刻“乾隆敬制”四字隶书款。由此可见,这三件法螺从制作到使用皆与乾隆密切相关,都有着高贵的出身和崇高的地位;同时它们在造型、工艺和题款上又各自有着不同的殊胜特点,右旋法螺以造型见长,世间罕有;七佛法螺以雕工和题赞称尊,举世无双;而西番莲法螺亦以雕工和刻款著名,独一无二,可谓各有千秋,各具特色。通过研究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此次嘉德公司隆重推出的镶翅法螺与上三件法螺相比毫不逊色,同样具有高贵的出身和崇高地位,同样具有造型、工艺和题款上的优胜特点,它在造型上镶有美丽的翅膀,工艺上采用了乾隆时期成熟的錾胎珐琅技术,而刻款形式又十分特殊。毫无疑问,它是已知三件乾隆法螺之外的又一重大发现,而且在现存的四件乾隆法螺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尤为难得的是,其他三件法螺目前皆为各大博物馆收藏,唯此一件流传在外,无疑又给广大艺术品收藏及爱好者提供了亲近乃至拥有它的难得机缘。
  三、乾隆款镶翅法螺与乾隆奉佛因缘
  由上可见,此次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推出的乾隆款镶翅法螺,连同过去已知的三件与乾隆相关的法螺,从制作到使用均与乾隆皇帝有关,反映了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密切关系。那么,作为统御天下的一代名君,许多国家大事需要他去过问和处理,为何要与藏传佛教发生关系,又为何亲自命令制作并使用这些小小的器物呢?了解其中的原因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件镶翅法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文化价值。
  历史证明,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密切关系体现了乾隆对藏传佛教的崇重,而乾隆对藏传佛教的崇重主要体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利用,即通过崇重藏传佛教达到笼络蒙、藏民族的目的,从而实现边疆地区的安宁和国家的稳定。我们知道,蒙、藏等民族历史上都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不仅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同时也广泛影响着他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从元代开始,内地中央政府就根据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特点,采取了“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怀柔政策。元代崇奉藏传佛教萨迦派,封其首领为帝师,所谓“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明代推行“众封多建”政策,对藏传佛教噶举、萨迦和格鲁等教派广行封赏,先后册封三大法王、五大教王,以及众多的灌顶国师、国师和禅师等。元明两朝的这些施政经验为清代提供了重要借鉴,因此入清以后的清代诸帝不仅积极仿效前朝,而且将尊崇和扶持藏传佛教当成了一项基本国策。顺治九年(1653年)顺治帝诏令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名号,并颁给金印和金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亦赐金印;同时康熙帝还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册封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大喇嘛”,统管喀尔喀部蒙古佛教事务,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又册封一世章嘉活佛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并赐金印,令其总领漠南蒙古佛教事务。至此清代格鲁派四大宗教领袖正式形成,并分别作为前藏、后藏、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的最高宗教领袖与清廷密切配合,共同维护着民族的团结。到乾隆时期,清代对西藏和蒙古地区的经营达到高潮,治藏政策趋于完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式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明确细致的条文规定了清中央管理西藏的体制,是清代初期和中期加强对西藏治理的系统总结,也是清代在西藏地方施政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标志。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在《御制喇嘛说》碑文中说:“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以不保护之。”这是乾隆数十年以大兴黄教经营西藏和蒙古的经验总结,也充分透露了他崇奉藏传佛教真实的政治用意。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佛教信仰上。乾隆帝从小受其父雍正帝影响,喜好禅理;少年时又与三世章嘉活佛一起读书,深受佛理熏染。受封亲王后,以长春居士自居,广泛涉猎汉藏佛教思想理论,成为雍正在宫中堪与之共同讨论禅理的十四人之一。继皇位后,他亲眼目睹藏传佛教在蒙藏民众中的巨大影响,最终将兴趣转向藏传佛教,并成为此后终生的精神追求。对于藏传佛教的态度,乾隆在《御制喇嘛说》碑文中也明确地道出了他的初衷:“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但在后来的实际生活中,他对藏传佛教已不是简单地“习之”了,而是虔诚地信奉。他礼敬藏传佛教高僧,从之听法和受法。他一生最为礼敬的是三世章嘉国师,三世章嘉国师实际就是乾隆的密宗老师,乾隆曾从他接受“胜乐铃五神”等许多密法灌顶。他在皇宫内外为藏传佛教大兴寺塔,大造佛像、法器和法物。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时宫中各处设置的佛堂有近三十座。这些佛堂虽然在规模与陈设上各有不同,但基本上以供奉藏传佛教诸神为主。在这些佛堂中,雨花阁堪称之最,它是三世章嘉国师根据藏传佛教修法与供奉仪轨亲自设计和建造的,专供乾隆修炼密法所设,最能体现乾隆的藏传佛教信仰和清宫藏传佛教思想与文化特色。在雨花阁周围还分布有中正殿、雨花阁东配殿、梵宗楼、宝华楼等大小七座殿堂,它们共同形成了一座庞大而独立的院落,成为乾隆时期清宫最为重要的佛堂区。乾隆每月朔望和一些佛教节日,都要亲往各处佛堂拈香、敬佛和念佛,这些活动已溶入乾隆日常生活中,成为他几乎每天必修的“功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雍和宫和西藏布达拉宫,分别收藏有乾隆僧装像唐卡,画中乾隆身着红色袈裟,头戴黄色班智达帽,结跏趺坐于三层高垫上,左手托法轮,右手结说法印,周围有众多菩萨、护法和祖师,乾隆宛然成了莲花围绕、众神簇拥的蒙藏民众心目中的文殊菩萨化身。而乾隆死后归葬的清东陵裕陵,地宫内全部都是藏传佛教内容的各种雕刻,使人仿佛走进了一个地下佛国。这些也足以反映乾隆生前虔诚信奉藏传佛教的真实情况。
  正是基于对藏传佛教既利用又信仰的双重目的,乾隆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在皇宫内外为藏传佛教大兴佛寺和佛堂。这些佛寺和佛堂都有着丰富而齐备的陈设,包括佛像、佛经、各种法器和供器,林林总总,琳琅满目,展现着清代皇家佛寺的富丽堂皇和乾隆对藏传佛教的无比尊崇。毫无疑问,此次嘉德公司推出的乾隆款镶翅法螺曾经即为清宫佛堂陈设中的法器,是乾隆尊崇藏传佛教的历史产物。
  结论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对此次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推出的清乾隆款镶翅八宝纹左旋法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它是一件左旋法螺,虽为海螺中常见的造型样式,但因出自清宫,为乾隆帝御制,品级及历史价值远非一般法螺可比;它工艺独特、精细,装饰讲究,在现存四件与乾隆相关的法螺中,其装饰形式、工艺和刻款独具特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文物价值。它是一件典型的藏传佛教文物,从制作到使用均与乾隆有关,虽然体量甚小,但如芥子纳须弥,足可映照出乾隆对藏传佛教的一片虔诚,映照出乾隆对天下苍生的仁慈之心,映照出乾隆对蒙藏民族的博大胸怀。
  展览:曾于1997年始至2011年11月期间,供美国芝加哥博物馆展出15年,展出号:#299.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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